【有声天风】中庸思想对中国基督教的启发
日期：2024-08-25 浏览量：270
《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乃“四书”之一。《中庸》讲的是天道、人道的最高深又最恒常的道理。中庸乃合乎中道，循中和之道而为之，就是不偏不斜，不走极端，调和折中，过犹不及。其通篇的主旨是论中和，探究致中和的方法。中和即是宇宙的本来状态。
中庸思想可以带给中国基督教很多宝贵的启发，就像陈慰中博士所言：“中国的经典，不但和圣经的启示没有矛盾冲突，反而可以加强和启示圣经的奥秘，还可以解决西方神学的逻辑危机和过度的理论化。”陈博士的著作《中庸系统神学》，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好地诠释了基督教信仰。中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辩证的方法，能够极好地处理圣经、神学、教会中容易使人产生争执的历史难题。
一、中庸与圣经诠释
中庸思想可以平衡圣经作者（神）与读者（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人通过解读圣经文本，更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并将神的话语运用在我们当下的处境中。比如，早期基督教面临的诠释学问题是：应按照字面，还是按照寓意（或意象性）解释圣经？于是形成了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两大阵营。而古教父奥古斯丁则对这两种诠释理论进行了中和，认为圣经诠释同时包含字面和寓意的角度，而一般情况下，字面的意思总是较为可取的。中世纪的圣经诠释包含字面、寓意、道德、属灵四个方面。伊拉斯姆认为，阅读圣经是一种文本和读者的交流，经文的奥秘在阅读过程中被揭示出来，读者便会产生一种转化。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虽然渐渐摒弃寓意和属灵的圣经诠释方法，但他强调以经解经以及借助经验理解神的话语。约翰·加尔文则在社会的处境中解释经文，并依赖圣灵的内证来肯定圣经的解释。
圣经诠释学不是静态的，没有一套标准的答案。神的道是活泼的，解释圣经的方法也应是活泼的。基督徒要以神的话来归正我们的理解，也要以我们的处境去理解神的话。要先考察神原本的意思如何，再将其应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二者缺一不可。因此，阅读和诠释圣经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不能仅停留在文本表面，也要让神的话与我们产生直接的共鸣。
二、中庸与信仰范式
很多基督徒重信心过于理性和知识，也有一部分人把基督教信仰当作是一种文化或道德说教，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信心绝对不是替代理性的东西，理性也不是信心的仇敌。如果基督教只讲信心，等同于移除了活人的大脑，只会被看作疯子；缺少理性、极端地追求灵性，会带来教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反之，如果基督教只讲理性，那么关于福音真理的信仰核心就会被世俗化瓦解，教会将失去信仰的热情和盼望。
信心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基督教思想史上争论的焦点。早期基督教面对的信心与理性的问题主要是神学与哲学的张力。比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非常看重希腊哲学的价值，他认为神的启示是可以理解的，使用逻辑与辩证法是研究神启示的好途径，此外，他认为“基督徒的顺服生活是根据理性的生活”。德尔图良则强调神的启示与人的信心，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系？”后来马丁·路德以“十架神学”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神学”，卡尔·巴特反对自由主义神学，等等，都是因对信心与理性不同的理解而产生的神学辩论。但信心与理性二者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
中庸思想能够促成信心与理性的合一，这是基督徒属灵复兴非常重要的因素。信心是让我们充满火热，理性是防止我们陷入宗教狂热。贾玉铭认为中国人不擅长理性思辨，宗教情感的体验及对属灵的追求若缺少理性的支撑，很容易堕入歧途，失去基督宗教所应有的本相，成为迷信或极端的癫狂；他同时提醒基督徒要避免落入理性主义的危险里，他说：“凭神旨未见河水分开而往前行，就是信心；未闻神旨即贸然往水里迈步，就是迷信；必须等水分开才敢往前行，是凭理智的行为，此等凭理智行事的人，永不见河水分开，故永不能看见神迹，唯独信心的眼睛有福气，常见神显大能力。”贾玉铭所提出的“灵性理性化，理性灵性化”是对信心与理性很好的平衡。
三、中庸与神学哲思
在系统神学中，创造与救赎的关系是连续的。偏重创造或偏重救赎，都会带来严重的神学危机。创造论与救赎论、教会论、末世论同样重要。“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彰显神的主权与全能。圣子耶稣基督同样参与创造，并且以他十字架的救赎更新了创造。“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基督教神学总是在尽力寻求超越性和临在性之间的平衡，这也是基督教思想史的两条非常重要的主线。有的神学家强调神的超越性，神在万有之上，神人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有的神学家强调神的临在性，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与受造物同在。这二者之间若失去平衡，神学就会产生偏颇：过度强调神的超越性，神学就会与我们所处的文化失去交集；过度强调神的临在性，神学也会受制于某些特定的文化。在近现代神学思潮中，神学家们积极思考如何能够将神的超越性和临在性这两个真理作平衡、肯定。比如卡尔·巴特的“辩证神学”，尼布尔的“道德生活的双重焦点”，蒂利希的“交互作用法”，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卡尔·拉纳的“中介神学”，等等。
中庸思想强调的是调和，能够很好地处理基督教信仰中“一”与“多”的张力。基督徒所信的神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同尊同荣就是多与一的完美结合。基督徒在次要的观点上可能会有所分歧或各具特色，但在基本的要道立场上是团结的。奥尔森在《统一与多元的基督教信仰》一书中强调，一种中庸的神学固然着重不同派别基督徒的一致信念及彼此共有的立场，但是要达致一套中庸的基督教信仰，就要证明在共有的基督教信仰这个共同的一般范围内，有足以容纳真正的多元性的空间。基督徒的成熟在于容许和而不同，在共同的团结中，认可正当的差异，因为基督教会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属神的群体。
四、中庸与教会反思
中庸思想可以直接应用在教会的具体实践中，比如属灵与属世的问题、信与不信的问题、宗派关系的问题、教会礼仪的问题等。很多基督徒为了强调自己“分别为圣”“属灵”的身份，将圣与俗直接二元对立，而导致自己置身于社会之外的尴尬之地。基督徒具有天国子民与地上公民的双重身份，绝不能单纯地一刀切、非此即彼，基督徒若是在世俗的岗位上荣耀神也是属灵的。此外，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也是强调价值观的不同，而不是要求彼此断绝来往，不然基督徒向谁传福音呢？
中国基督教有着后宗派时期的特色，各教会虽保留了自身的一些传统，却是基督身上的各个肢体，彼此联络。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教会之间分门别类、嫉妒纷争，使教会受亏损、使主名受羞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正是要废除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合而为一”。中国基督教的各个教会之间不互相论断，不同神学观点之间不互相排挤，弟兄姊妹可以坐在同一间教会里联合崇拜，这是中国教会独有的美好景况。
基督教礼仪同样需要中庸之道的调和。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新教非常重视圣经的权威，却也导致很多基督徒重圣道而轻礼仪。主日崇拜时，会看到一些基督徒卡着讲道的时间进入教会，而忽略赞美、祷告等宗教礼仪的重要性。游斌教授认为，“礼仪是可以看见的上帝之道”，基督教应该既是“道的教会”，又是“礼的教会”，有道（言语），有礼（行动）。圣道是神自上而下的教导，圣礼是基督徒自下而上的行动。在崇拜中神人互动才是天人合一的美好体现。
中庸是一种修养，体现了中国人做人的智慧，“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同时，中庸也是处理问题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不固守传统，又不丢掉基本遵循。中庸思想可以成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思考的一个很好的融合与创新。因此，建立一套属于中国教会的中庸神学将会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中庸思想可以带给中国基督教很多宝贵的启发，就像陈慰中博士所言：“中国的经典，不但和圣经的启示没有矛盾冲突，反而可以加强和启示圣经的奥秘，还可以解决西方神学的逻辑危机和过度的理论化。”陈博士的著作《中庸系统神学》，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好地诠释了基督教信仰。中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辩证的方法，能够极好地处理圣经、神学、教会中容易使人产生争执的历史难题。
中庸思想可以平衡圣经作者（神）与读者（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人通过解读圣经文本，更清楚地明白神的旨意，并将神的话语运用在我们当下的处境中。比如，早期基督教面临的诠释学问题是：应按照字面，还是按照寓意（或意象性）解释圣经？于是形成了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两大阵营。而古教父奥古斯丁则对这两种诠释理论进行了中和，认为圣经诠释同时包含字面和寓意的角度，而一般情况下，字面的意思总是较为可取的。中世纪的圣经诠释包含字面、寓意、道德、属灵四个方面。伊拉斯姆认为，阅读圣经是一种文本和读者的交流，经文的奥秘在阅读过程中被揭示出来，读者便会产生一种转化。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虽然渐渐摒弃寓意和属灵的圣经诠释方法，但他强调以经解经以及借助经验理解神的话语。约翰·加尔文则在社会的处境中解释经文，并依赖圣灵的内证来肯定圣经的解释。
圣经诠释学不是静态的，没有一套标准的答案。神的道是活泼的，解释圣经的方法也应是活泼的。基督徒要以神的话来归正我们的理解，也要以我们的处境去理解神的话。要先考察神原本的意思如何，再将其应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二者缺一不可。因此，阅读和诠释圣经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不能仅停留在文本表面，也要让神的话与我们产生直接的共鸣。
二、中庸与信仰范式
很多基督徒重信心过于理性和知识，也有一部分人把基督教信仰当作是一种文化或道德说教，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信心绝对不是替代理性的东西，理性也不是信心的仇敌。如果基督教只讲信心，等同于移除了活人的大脑，只会被看作疯子；缺少理性、极端地追求灵性，会带来教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反之，如果基督教只讲理性，那么关于福音真理的信仰核心就会被世俗化瓦解，教会将失去信仰的热情和盼望。
信心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基督教思想史上争论的焦点。早期基督教面对的信心与理性的问题主要是神学与哲学的张力。比如，亚历山大的克莱门非常看重希腊哲学的价值，他认为神的启示是可以理解的，使用逻辑与辩证法是研究神启示的好途径，此外，他认为“基督徒的顺服生活是根据理性的生活”。德尔图良则强调神的启示与人的信心，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关系？”后来马丁·路德以“十架神学”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神学”，卡尔·巴特反对自由主义神学，等等，都是因对信心与理性不同的理解而产生的神学辩论。但信心与理性二者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
中庸思想能够促成信心与理性的合一，这是基督徒属灵复兴非常重要的因素。信心是让我们充满火热，理性是防止我们陷入宗教狂热。贾玉铭认为中国人不擅长理性思辨，宗教情感的体验及对属灵的追求若缺少理性的支撑，很容易堕入歧途，失去基督宗教所应有的本相，成为迷信或极端的癫狂；他同时提醒基督徒要避免落入理性主义的危险里，他说：“凭神旨未见河水分开而往前行，就是信心；未闻神旨即贸然往水里迈步，就是迷信；必须等水分开才敢往前行，是凭理智的行为，此等凭理智行事的人，永不见河水分开，故永不能看见神迹，唯独信心的眼睛有福气，常见神显大能力。”贾玉铭所提出的“灵性理性化，理性灵性化”是对信心与理性很好的平衡。
三、中庸与神学哲思
在系统神学中，创造与救赎的关系是连续的。偏重创造或偏重救赎，都会带来严重的神学危机。创造论与救赎论、教会论、末世论同样重要。“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彰显神的主权与全能。圣子耶稣基督同样参与创造，并且以他十字架的救赎更新了创造。“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基督教神学总是在尽力寻求超越性和临在性之间的平衡，这也是基督教思想史的两条非常重要的主线。有的神学家强调神的超越性，神在万有之上，神人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有的神学家强调神的临在性，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与受造物同在。这二者之间若失去平衡，神学就会产生偏颇：过度强调神的超越性，神学就会与我们所处的文化失去交集；过度强调神的临在性，神学也会受制于某些特定的文化。在近现代神学思潮中，神学家们积极思考如何能够将神的超越性和临在性这两个真理作平衡、肯定。比如卡尔·巴特的“辩证神学”，尼布尔的“道德生活的双重焦点”，蒂利希的“交互作用法”，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卡尔·拉纳的“中介神学”，等等。
中庸思想强调的是调和，能够很好地处理基督教信仰中“一”与“多”的张力。基督徒所信的神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同尊同荣就是多与一的完美结合。基督徒在次要的观点上可能会有所分歧或各具特色，但在基本的要道立场上是团结的。奥尔森在《统一与多元的基督教信仰》一书中强调，一种中庸的神学固然着重不同派别基督徒的一致信念及彼此共有的立场，但是要达致一套中庸的基督教信仰，就要证明在共有的基督教信仰这个共同的一般范围内，有足以容纳真正的多元性的空间。基督徒的成熟在于容许和而不同，在共同的团结中，认可正当的差异，因为基督教会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属神的群体。
四、中庸与教会反思
中庸思想可以直接应用在教会的具体实践中，比如属灵与属世的问题、信与不信的问题、宗派关系的问题、教会礼仪的问题等。很多基督徒为了强调自己“分别为圣”“属灵”的身份，将圣与俗直接二元对立，而导致自己置身于社会之外的尴尬之地。基督徒具有天国子民与地上公民的双重身份，绝不能单纯地一刀切、非此即彼，基督徒若是在世俗的岗位上荣耀神也是属灵的。此外，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也是强调价值观的不同，而不是要求彼此断绝来往，不然基督徒向谁传福音呢？
中国基督教有着后宗派时期的特色，各教会虽保留了自身的一些传统，却是基督身上的各个肢体，彼此联络。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教会之间分门别类、嫉妒纷争，使教会受亏损、使主名受羞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正是要废除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合而为一”。中国基督教的各个教会之间不互相论断，不同神学观点之间不互相排挤，弟兄姊妹可以坐在同一间教会里联合崇拜，这是中国教会独有的美好景况。
基督教礼仪同样需要中庸之道的调和。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新教非常重视圣经的权威，却也导致很多基督徒重圣道而轻礼仪。主日崇拜时，会看到一些基督徒卡着讲道的时间进入教会，而忽略赞美、祷告等宗教礼仪的重要性。游斌教授认为，“礼仪是可以看见的上帝之道”，基督教应该既是“道的教会”，又是“礼的教会”，有道（言语），有礼（行动）。圣道是神自上而下的教导，圣礼是基督徒自下而上的行动。在崇拜中神人互动才是天人合一的美好体现。
中庸是一种修养，体现了中国人做人的智慧，“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同时，中庸也是处理问题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不固守传统，又不丢掉基本遵循。中庸思想可以成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思考的一个很好的融合与创新。因此，建立一套属于中国教会的中庸神学将会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